我的選擇─謝東閔案始末
■ 和特務拔河
第一次被迫和國民黨特務拔河，我才唸國小三年級。
那是一九五○年代初期，民生凋敝，物質匱乏。
爸爸患有嚴重氣喘病，天氣一冷就發作。那時候毛織品又貴又少，於是爸爸去舊貨市場買了一條美國軍用毛毯，染成黑色，做成長褲，天冷時穿著。
有一次，爸爸帶我去台北。回台南時，台南車站人影幢幢，憲兵、特務四處巡視。可能是看見爸爸穿著一件不太尋常的長褲，咚咚咚不由分說就圍上來要抓走爸爸。我嚇得當場哭出來。特務一邊要抓走爸爸，我一邊哭也抓著爸爸往回拉。彷彿拔河比賽，爸爸像中間那條被扯來扯去的繩子。
後來到底是罰錢了事，還是沒收褲子，我已經完全不記得。但是車站裡那一幕與特務拔河，天昏地暗、天旋地轉的恐怖感，或許就捚下了我反抗的種子。
■ 我是哪裡人
小學四年級時，有一天早上，老師很鄭重其事的宣布：「今天督學要來學校巡視，如果督學問起你是哪裡人，你們要說你們是...
老師開始分配，第一排同學是福建漳州人，第二排是福建泉州人，...隨便督學怎麼抽問，大家都知道如何作答。雖然我出生在台南縣玉井鄉，卻被指定是福建漳州人。其實我根本不知道福建在哪裡，漳州是圓的還是扁的。
那是二二八事件的餘波。國民黨為了沖淡省籍矛盾，決定從小學做起，讓小孩子牢記自己是中國人，不是台灣人。
■ 槍斃現場
唸五年級時，有一天放學，出了校門，看到許多人成群結隊急急忙忙往台南公園那邊走去。「要槍斃人囉，要槍斃人囉。」人群中有這樣的字眼在傳遞著。
什麼是槍斃？我一邊想像，一邊背著書包尾隨走去。
台南公園過去是台南二中，台南二中後面是墳場，等我氣吁吁趕到時，墳場已經聚集了四、五百人，周圍有憲兵持槍守衛著。
太陽漸漸要落山，遠處才駛來囚車。車子一停，拉拉扯扯下來兩個雙手反綁、雙眼矇布，背後插著一個長長尖尖寫著「漢奸×××」白色牌子的犯人。接下來好像電影快轉鏡頭－憲兵押著人犯往墳場窪地走，腳一踢，兩個犯人雙膝落地，阿兵哥退後開槍，砰砰幾聲，犯人往前仆倒，叫了兩聲，抖了幾下，就不動了。有個法醫模樣的人走向前，探看一番，揮手叫人搬走。
我從來沒看過槍，沒看過槍斃人，沒看過近距離的流血場面，整個人嚇呆了。
散場之後，一個人慢慢走回家，飯吃不下，覺睡不著，又不敢跟大人說，怕被罵。心中充滿問號。
漢奸是什麼？中國人為什麼要殺中國人？
那時候我還沒有所謂中國人、台灣人的觀念，認為自己─就像老師教到，也是中國人。只是隱隱約約害怕外省人，因為外省人欺負台灣人。
我對外省人有驚惶之心，除了偶而聽見父執輩小聲談論二二八事件的屠殺之外，石姊姊的手榴彈慘案，也使我難忘。
搬到台南之前，我在玉井讀小學。四○年代末期，國民黨軍隊剛撤退到台灣，還沒有固定的營地，大部份都佔住學校或寺廟，我們玉井國小也有軍隊駐紮。
一年級時，班上有個石姓同學，他姊姊在我們學校教書。石姊姊被駐軍的一個排長看上了，但是石姊姊始終不理會他。
後來，玉井國小的部隊調防嘉義。調防後，有一天夜裡，排長從嘉義開車回玉井，二話不說，往石姊姊房裡丟了一顆手榴彈。
轟的一聲，石家大姊被炸斷了腿，石姓同學也受了傷。災情慘重，全村默默。
沒有人敢反抗，受傷的人獨自在心頭自我療養，那是典型四○年代末期的社會寫真。
■ 炸彈郵包
我買了三本國語字典。字典翻開來，用刀挖空內頁，放進鋁製小便當盒。便當盒裡擺著電池、閃光燈膽和鞭炮用的黑火藥。
字典外面再拿牛皮紙包好，貼上郵票。三個郵包分別寫上收件人的姓名：謝東閔、李煥、黃杰。
謝東閔時任省主席，是當紅的台籍政客樣版。李煥乃蔣經國親信，權傾一時。至於黃杰，我在美國看過一本台灣雜誌，名為觀光指南，實為色情介紹，通篇都是外國人喝花酒左擁右抱的照片和報導，彷彿教外國人如何嫖台灣女人，上面居然還有黃杰寫的序。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謝東閔收到郵包。他在拆封時，炸傷了左手，送醫治療時，因恐引起敗血症，動了截肢手術，切除左手，安裝義肢。那就是震憾國民黨統治集團的謝東閔郵包炸彈事件。
國民黨始終極力封鎖新聞，不願張揚此事。一直要等到十幾年後，李煥才公開承認，他當時也收到郵包，炸傷了手指，並立即通知各黨政要員，黃杰乃逃過一劫。
其實，當時我根本無意傷人性命，否則裡面不會只放鞭炮用的黑火藥。選擇郵寄炸彈字典，一來不會傷及無辜，二來殺傷力較小。可是，國民黨終究拒絕承認：經過那麼多年的統治，到了七○年代末期，台灣人還膽敢採取如此激烈的反抗。
■ 被捕的謎
郵包案發生的一個半月後，也就是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妻子美霞帶著兒子良正、女兒怡芬、怡芳來美。我們一邊安置行李，籌畫未來，美霞一邊向我細訴家鄉的種種。
「前陣子，台灣發生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竟然有人寄炸彈給謝東閔*�」完全不知情的美霞如此說著。
我不知應如何作答。
說「真的嗎？」假裝不知道。或者說「好大膽的人！」評論一番。我不知應如何作答，終於沉默以對。那時候，美霞做夢都想不到，坐在對面的丈夫，就是寄郵包的人；再過一個多月，我們整個家族的命運，即將全部改寫；往後十三年多的歲月，美霞幾乎嚐遍了人生的苦杯。
原本在搭機橫渡太平洋，返回台灣寄郵包的彼時，我已經懷著必死的決心。
其實，早從我決意關心政治，我就改變原來移民到美國當美國人的初衷。我決定不入美國籍，寧可做一個寄居美國的台灣人，也不願當一個關心台灣的美國人。我不能一邊拿美國籍，一邊搞反對運動，這是原則問題。不入美國籍，二十年前我這樣堅持，二十年後我也同樣堅持。
後來我才知道，國民黨用郵包上採到的指紋，逐一清查核對台灣已服役男子的資料，到了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初，已經把我列為重大嫌犯。
國民黨把我爸爸、弟弟和五個好朋友，通通抓到警總保安處，開始嚴酷的偵訊。國民黨得知我們將有香港採購珠寶之行，於是逼朋友在保安處打電話到紐約給我，約好一月初在香港另一個蔡姓朋友處會面。
一九七七年一月四日，我搭機飛往香港。
在此之前，我完全不曉得國民黨已經把我的家人、朋友囚禁了一個月。香港蔡姓朋友的妻子和妹妹，也被扣在台灣輪流當人質。
一月五日晚上，我無意中在香港珠寶街遇見爸爸在台南製藥公會的老朋友，焦急的說：「幸男，你還在這裡幹什麼？國民黨已經知道郵包案件是你做的。你爸爸、弟弟和朋友都被抓走了，正準備抓你回去。」
我當場的反應，是假裝若其事。回到旅館，我馬上打電話回台灣，終於從在霧峰教會當牧師的表哥獲得證實，明知有電話監聽，表哥還是坦白告訴我，他們確是被抓了。回美國，還是回台灣？
回台灣，死路一條。美霞到美國不久，才開始學英語、考駕照，三個稚兒十一歲、九歲、七歲，面臨全然陌生的世界，我如何讓他們孤伶伶與水深火熱的生活搏鬥？
回美國，台灣無辜的親友都要為我受苦受難，我一輩子良心不良。
自己做的事，自己擔當吧。
我沒有告訴香港蔡姓朋友，我準備過境台灣時讓國民黨逮捕，只是默默讓他安排一切行程。那時候他已經身不由已，我沒理由連累他。我們約好搭乘一月七日上午九點半經台北飛往日本的國泰班機，過境時下飛機就擒。
當天飛機抵達松山機場，擴音器播出要安全檢查，請乘客合作在過境室等候廣播，我和蔡姓朋友走出機門，看見過境室裡一群保安人員押著兩個朋友，如臨大敵的等候著。
以後我才知道，警總怕我改變主意，不下機了，所以才押著朋友來，以便應付突發狀況。兩個囚禁已久、焦慮等候的朋友，看見我走出飛機，心中狂喜，說道：「一定不是幸男幹的，他才敢回來，我們沒事了！」
隨即保安人員群擁而上，就在過境室許多外籍旅客驚訝的眼光中，把我押上車，開往愛國東路的警總保安處。
■ 自殺未遂
經過問明姓名、地址的簡單手續，氣氛凝重冷肅的保安處，全面戒備，好像就要展開一場曠日耗時的戰役。
既然回來，我就打算承擔一切。我開始尋找自己選擇的死亡，我不願意父母給我的身軀，被活生生的凌虐。
審訊我的房間，就是一九八一年審訊陳文成的房間。房間裡有八個保安人員，隨時注意我的動作。四周牆壁貼滿了厚厚的海綿，就算是用力撞牆，恐怕流血破皮都不可能。
下午三、四點左右，我說出「是我幹的」第一句話，保安人員整天的緊張，立刻鬆弛下來，個個喜形於色。
那時候，我已留意到，每隔二分鐘，會有人進來灌開水到熱水瓶裡，供房裡的人沖茶、沖咖啡。我心裡盤算著，如果能夠一口氣灌下整瓶滾燙的開水，咽喉氣管因燙傷而腫脹，很快會窒息而死。
於是，熱開水又送進來時，我趁他們還欣喜若狂假意要倒咖啡，走到房間角落，抓起熱水瓶，往嘴裡倒。開水還沒完，喉部嚴重灼傷，呼吸困難，漸漸失去知覺，倒在地上翻滾掙扎。迷迷糊糊中，感覺到他們圍上前來，踢我全身，吼著：「別耍花樣，起來！」然而，我已昏死過去了。
等到痛醒，已是第二天的事。我雙手雙腳被銬在加護病房的床上，四名保安人員各坐在兩邊防守著。
後來我才知道，前一天三軍醫院醫師將我全身麻醉，緊急做氣管切開術，輔助呼吸。雖然氣管傷口還不時會大量噴出痰液，必須不斷打消炎針和補充水份的點滴，但生命已虞。我自殺未遂。
■ 半個綠島人
初抵綠島軍事監獄時，我還不滿三十七歲，卻已有終老此處、了此殘生的準備。迎接我的難友，多的是關了二十年、三十年的老政治犯，他們一輩子在牢裡的歲月，往往比在外面活蹦亂跳的日子，來得長得多。
有的政治犯，刑期屆滿，無人作保，只好繼續關下去。有的政治犯，出獄之後，無所是事，老難友相約打牌，輸了錢不服氣，你密告我，我密告你，最後一起回籠坐監。有的政治犯，出牢房之後，發現人世滄桑，家破人亡，有了自由，卻沒了指望。對許多政治犯，尤其外省政治犯，離開綠島，只不過是從一個小監獄換到一個大監獄罷了。
一九八七年戒嚴解除，全國受刑人大減刑，只有施明德和我不在減刑之列，理由是施明德乃累犯，而我是「以暴力顛覆政府」。一直到蔣經國去世，才將我從無期徒刑減為十五年有期徒刑，但是我已在長年不斷的太平洋海風中，過了十多個寒暑了。
十幾年的時移勢往，良正已經大學畢業，怡芬正在申請醫科，怡芳主修心理學和哲學。
雖然美霞經常寄他們的家居照片給我，我也在照片和書信中，看到他們明顯的長大；但是，留在腦海中無法抹去的，卻始終是十幾年前，身高不及我腰帶的三個小毛頭。
一九八八年，法務部放寬接見條件，我和家人可以「電話接見」。長居美國的怡芬，英語比法語好，法語比台語好。我們在國際電話上，用她不靈光的台語和我已生疏的英語交流，從大部份不重疊的生命經驗裡，試圖重新建立陌生的父女關係。
為了慶祝李登輝就職，一九九○年五月初，獄方通知我假釋獲准。因為特赦局勢已明朗，我也沒有特別的激動，只要慢慢的整理書籍、行李。
五月五日，我揹著背包，跨出獄大門。
十三年多，我也算半個綠島人了吧。我並不想馬上離開綠島，反而想多住一夜，在監牢之外的土地，追思過去的悲歡歲月。
出了監獄門口，我叫了等在門外的計程車，請他載我環島一周，並到島上最高點，眺望台灣。海風帶鹹，驚濤拍岸，右側是綿綿無限的太平洋，左邊是鬱鬱蒼茫的台灣島，我終於突破圍牆的封鎖，從有限的空間，慢慢溶無限的空間。
我停車可以看到國防監獄的山丘上，就在那片高牆之內，多少人付出他們的青春、幸福和事業。四十年後的今天，他們的犧牲，逐漸有了代價。以宗教性的眼光來看，綠島監獄堪稱「台灣民主聖地」。
■ 我的選擇
回到台灣，我先到爸爸、媽媽的墓地祭拜，哀悼他們為我擔驚受怕的後半生。然後我又驅車北上，到宜蘭林家墓園以及鄭南榕先生自焚紀念室致敬。
我們這一代的政治犯，已經享有太多的掌聲和歡呼。這些榮耀，應該屬於躺在地下的，成千上萬的靈魂。
出獄之後，我不斷思考，四十年來的畸形政治體制所壓抑、掩埋、累積的問題，逐漸在政治、教育、文化、經濟、環保、思想等各個領域，呈現出嚴重的併發症。做為一個反對運動者，我該如何為台灣的活路，獻出餘生。
苦思至今，我還無法找到答案。放眼世界各國，台灣問題的複雜獨特，尚無二例。
但是，我認為，這個時代，「選擇」兩字很重要。這是個選擇的時代。
長久以來，台灣人一直沒有選擇的機會，久而久之，就忘卻了自己有選擇的權利。日子一久，更漸漸放棄了選擇的機會。
其實，不能選擇，形同奴隸。不能選擇，就只有等待被選擇。
台灣人民是否願意選擇做自己國度的主人，選擇做一個有國際人格的新國家的子民，選擇不要做二流的軍事大國、而做一流的文明小國？
只有台灣人民願意為自己選擇，為選擇做努力，我們失落已久、渴望已久的幸福，才有降臨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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