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政治體制的僵化，「變法以圖存」的困難～

中國自秦吞併其他王國而建立王朝帝國以來，已有兩千二百多年，但每一王朝初建時，因歷經戰亂，朝野思治，給人民休養生息，不多干預人民生計，使社會得於復元；但也有例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馬上捲入韓戰，毛澤東又發起「三反五反運動」，生靈塗炭。

話再說回來，每當王朝初建之際，大體上不是仰賴統治政策多美好，而是期待少一點擾民，使社會復元，能夠這樣，歷史家便美譽之為「富庶盛世」。所謂富者，生產多；庶者，人口增加。但開國以後將近一甲子（六十年）的時間，開始產生新的政治、社會、經濟問題而不能不改革。但保守派，也是既得利益階級，往往反對改革，所以兩千多年來中國歷史上王朝面臨必須「變法改制」時，很少成功。

國民黨獲得政權後，馬上趨於保守，這一批新貴在第二次大戰後流亡台灣，就不曾要好好施行憲政，所以「憲法」問題的修撰──即「變法改制」──經過幾代人到今天還不能納入常軌。一九四九年自國共內戰敗退後，先是「反共抗俄」，後來在國內外形勢丕變後仍舊是「處變不驚」，以致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聯合國的決議：「立即驅逐蔣介石代表」（to expel forthwith the representatives of Chiang Kai-shek），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及其政府為唯一合法化的「中國」（China）代表。（參考聯合國第二七五八號決議文）由此可知，此時所說的「中國」即等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今天要以中華民國進入聯合國猶如椽木求魚。台灣應該尋求自己的國格，另訂國名，「變法改制」。國名、國旗與國歌，都是國家制度的一部分，應該有所認識。三月十六、十七日世界台灣人大會第二次年會召開時馮滬祥集團拿著五星紅旗否定「中華民國」，他們受台灣二三ＯＯ萬人的稅收養活，以及台灣環境的恩惠而不知感恩，那種行為即是漢奸的背叛行為。

再說，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稱就像朝代的名稱，兩者爭正統；實際上「中國」兩字就已經是「正統」的國名稱呼了，每當兩個勢力在爭「正統」時，在兩千多年的中國史上的王朝都是以力（power）來決定勝負，但今天在國際上已經有被認定的「國際社會」，這「社會」的成員聚集在「聯合國」的組織，共同來認定國家的正統代表，這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因素，也就是說由國際上決定中國正統政權的因素。一九七０年聯合國對中國代表權問題的表決，已經看出一九七一年注定敗北的情形，故在聯合國表決前與表決後，有識之士提出「救亡圖存」獻議，但大眾或昧於蔣家的「處變不驚」和「以不變應萬變」，或在恐怖統制下噤落寒蟬，以致誤國，喪失「變法改制」的機會。

如今「時不我予」，朝野仍以蝸步來面對太空時代之來臨，怎不令人怵目驚心。

但許多救亡圖存的方案，已在一九七０年代初被有識之士檢討過，不料在八０年代、九０年代，甚至當今還成為議題，其無識令人扼腕，莫不以此為甚！茲就回顧他們的議論。

二、 一九七一年宋文明等人檢討「一國兩府」，已知不可行。

首先談一國兩府問題。

中華民國被逐出聯合國在一九七一年的十月，已如上述；但在當年的二月，宋文明已經考慮到這個問題。雷震在二月一日的日記上寫道：「據宋說『烏克蘭方案』，即一個國家兩個政府的方案，一九五七年李樸（？）曼已提出了。」

「一國兩府」是否行得通呢？當年徐復觀、雷震對這個問題都有過檢討。先是七月三十日雷震探徐復觀的病，回來寫道：「他認為烏克蘭方案，不到一年即可瓦解台灣，他寧可台灣不要失給中共。此點和我意見相同，談甚久。」

其後，在九月三日訪問齊世英，齊與日本總理佐藤榮作談話記錄給雷看。雷在日記上寫著：「他說：『佐藤主張一個中國，兩個政府。』他很贊成，因為當年在大陸上亦有如此情形，如北京之北洋政府，南方的孫文所主持之政府－－國民政府。我當時對此未表示意見，返後覺得不對勁，因為當年在大陸時雖有兩個政府，但只有一個中華民國，今日則不同，此時一個中國，他們的心目中，一定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啊！」

由以上看來，雷震與徐復觀在那年代已有先見之明，認為一國兩府是行不通的；但至今還有許多人理念不通，還在堅持「一國」的主張。然以台灣的政情自來，一九九一年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以及一九九六年、二０００年的兩次總統直選與一九九九年李登輝的「兩國論」，實際上只是突破「一國」想法的趨勢，沒有法制化的制憲行為，何況李的「兩國論」還受到圍剿，可見台灣國內保守勢力固若金湯，受中國人保守心態拒絕「變法改制」之害，實不可言喻！

三、 聯合國席次喪失前夕主張「兩個中國」似乎尚有可能的議論

其次關於兩個中國問題。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七日雷震在他的日記記載尼克森談話，認為尼克森「已公開請中共進聯合國，在不排除中華民國之下。這顯然是『兩個中國』的計劃了」。但是這時候的陳啟天，不論是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都表示悲觀。

到了四月美中有「乒乓外交」，七月十五日尼克森宣佈翌年訪問中國，十六日台北當局提出「莊敬自強，處變不變。」當時雷震在警總監視下，卻對時局看得很清楚。他在七月十九日接受「華盛頓郵報」記者的訪問，表示(一)美國站在道義與戰略立場，不會放棄台灣；(二)對中共侵吞台灣的問題，雷震表示中共進入聯合國，甚至為常任理事國，已心滿意足。以當時國際形勢看來，筆者以為雷震的看法沒有錯。

對台灣獨立問題，雷震認為「中共既反對兩個中國，或者一台一中，那他一定反對台灣獨立，我是不贊成台灣獨立的。」雷震與美國記者約定次日見面時，「我請他不要提出或討論台灣獨立問題。」雷震的真正想法我們不清楚，但被監控之下避免討論台灣獨立的敏感問題則是事實。（見雷震七月十九日的日記）

雷震還沒有看到「華盛頓郵報」的採訪記事，但已受到監察委員酆景福的警告並要求有所交代。（參考八月七日、三十一日的日記。）

雷震到八月二十三日纔看到美國華人辦的「聯合日報」在七月二十九日轉載「華盛頓郵報」的消息，雷震將其內容抄錄在日記裡，其中有一段話：「聯合國最好是採『兩個中國』的辦法，如果不可能的話，為加強台灣的政治，應增加政府中的台灣代表名額。」

雷震在中華民國被逐出聯合國那一年的夏天是主張「兩個中國」，對美國記者避談台灣獨立，但已受到特務的干擾。當時對於存亡問題心情是很苦悶的，七月二十八日記載胡鈍俞來看他的一段話：「他（按，指胡氏）又說今天是求兩個中國而不可得。他也反對『一個中國，兩個政府』的方案，那是搞不到三年而要被共黨吞噬的。」

總之，國民黨政府在聯合國被逐出之前雷震等人主張「兩個中國」，但似乎已有時不我予之感。他們有志氣，堅決不主張「一國兩府」，也不曾出現「一國兩市」。有一段插曲是很有趣的：雷震問成舍我，若他是蔣介石，他將如何作法？成舍我說：

「我要是蔣介石，我把台灣交給台灣人，我率領六

十萬大兵自金門上岸和共匪一拚，不成功則成仁，

免得城下之盟而受氣！」（見雷七月二十七日日記）

壯哉，斯言！

四、 「蔣介石的代表」被逐出聯合國後，日、美支持台灣獨立為國家唯一的出路。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五日「蔣介石的代表」被逐出聯合國，筆者有一篇文章「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保釣之後的種種危機看國家再造運動」（收入『生死存亡年代的台灣』，稻鄉出版社出版），談論聯合國席次喪失的經過，故在此不多贅述。

此時人人都知道在國際上，要維持「主權獨立國家」的地位，只有「變法改制」，變更名號和民主化的改革。日本官方認為台灣只有獨立一途，七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雷震在日記上記載：成舍我說「在立法院由楊管北傳出來，說辜振甫至日本，看到福田赳夫外相，他說台灣只有獨立，才可以對抗中國共產黨，辜返後告訴張群，張答說，不敢轉達」給蔣介石。據我的看法，張群是不會贊成台灣獨立的。（參照七十一年九月五日雷的日記。）

同年十二月三日雷震到齊世英宅，齊說：「日、美勸台灣宣布獨立的消息，是直接得來的。他又說，他已和張群說過，台灣主席要讓台灣人做，張已允。他又建議三事：(一)主席應由吳三連擔任；(二)釋放台灣人政治犯；(三)使台獨由地下轉到地上。此三點張均未表示意見。」

上文主要是考察國民黨政權被聯合國逐出後，雷震等人由原來的兩個中國之主張，轉向台灣獨立，但筆者未涉及台灣人在海外的運動；他們知道「國格」是存亡之所繫，故筆者之論述以此為主旨，對於他們當時提出的許多寶貴改革方案因篇幅太多故予省略。他們大多是外省人，雖沒有像筆者提出「命運共同體」，但其改革案可以說大致朝這方向。在這時期的外交失敗，蔣家所領導的國民黨政權將責任推給美、日，這是考察台灣前途及歷史所不能不留意的。

一九七二年一月三日由於徐復觀自香港來台，和雷震、齊世英、成舍我一起吃午飯，據雷震在翌日的記載：

「在席上徐說：『日本決定，今後對台灣政經分離，

此為過去對大陸所適用者，今後則對台灣適用，即

和台灣做生意，不來往政治。』徐又說：『中共最怕

台灣獨立。因為中華民國他認為應由他繼承。如台

灣獨立，他雖不願，卻不便阻止，更不能干涉。』

這個說法，正與我的『救亡圖存獻議』第一點相同。」

以上是一月三日的事情，徐復觀對日本的分析正確；蓋日本根據其所主張的「國連主義」（即「聯合國主義」，意思是說，聯合國決定誰是中國的代表，日本就遵照聯合國的決定），就在那一年的九月二十九日與國民黨政權斷交。

然而更值得留意的是：雷震同意徐復觀的台灣獨立論，那時雷正在積極修改和抄寫他的「救亡圖存獻議」一文，他自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三日開始起稿，終於在翌年一月十日親自送到總統府收發室，要給蔣介石。

五、雷震向蔣介石等人提出「救亡圖存獻議」，主張改國號為「中華台灣民主國」，The Democratic State of China-Taiwan.

1. 向蔣介石等五人上書

蔣介石政權自聯合國被逐出後，雷震等人由主張「兩個中國」改為主張「一台一中」，充分體會到國際形勢的嚴峻，他除了將「救亡圖存獻議」送給蔣介石外，還送給雷震所描述的「集體領導」的四個人，即嚴家淦（副總統兼行政院長）、張群（總統府秘書長）、黃少谷（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和蔣經國（行政院副院長），但受特務不少困擾（註1）。

雷震在「救亡圖存獻議」一文中，首先表示：「我輩今日與國民黨雖不能共享安樂，但卻須共患難；有福不能同享，遇禍卻要同當。」誠然，如雷震之言！國民黨統治台灣前後四十六年，許多人沒有與國民黨政權分一杯羹，卻在生活上、戰場上受到監視、臨檢、竊聽、干擾等等。

雷震也瞭解被逐出聯合國後，許多人希冀遠走高飛而度其「流亡而安全」的生活，但誰也無權責怪他們，「蓋國家早已瀕臨於危險之境，而人民連表示意見的自由都不可得」。

面對如此空前巨難，應該「變法以圖存，改制以自保」、「變法圖存，革新庶政」。但自聯合國被逐出後業已兩月有餘，「有人還在侈談法統」，不欲改弦更張，真是作繭自縛，自誤而誤國了。」民間對蔣介石的「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竄改為「強自莊敬，處變不驚」的諷刺。以上是當時的情形，但三十年後的今天，許多政黨、政客還不是「侈談法統」反對變法改制以圖存，回溯中國歷史上自秦征服各國建立「王朝帝國」以來兩千兩百年，變法改制失敗者多，顯然是中國文化的弊病。

話說回來，雷震對蔣幫呼籲應留意兩點，一是重視現實環境，二是「，不可稍存幻想而重溫過去的神話」，進而擺脫「神話」的「法統」。「國家有三要素：曰土地，曰人民，曰主權，三者缺一則不能成為國家。」今已失去領土千分之九百九十四，人口七億（假定大陸人口為七億，共匪則自稱為八億），而猶唱代表大陸主權，那就離開現實太遠了，自難怪外人譏之為『神話』、而不予置信。」

雷震在「從速宣布成立『中華台灣民主國』，以求自保自全，並安撫台灣人，開創一個新局面」一節裡再度強調放棄「神話」的「法統」：

「我們喪失大陸上的土地和人民已達二十多年，而

猶自認為對大陸有主權，難怪外國人譏諷這是一種

『神話』。他們的譏諷固然未必完全對，但我們的

說法不合事實則是事實。故為今之計，不如面對現實，

暫時另用國號，乾脆表示代表台灣，而以全力確保

台灣。俗語說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愁沒柴燒。』」

如今是公元二ＯＯ二年，憲法的體制仍舊是雷震所說的外國人譏諷的「神話」，李登輝在總統任內，遲到一九九九年纔說兩岸的關係是國與國的關係，但被訂名為「兩國論」而遭到撻伐，顯示有心人已經將「中華民國」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或附庸國家。但這樣的「祖訓不變論」外觀上是師祖蔣介石，實際上是以不變而「順理成章」為中國共產黨政權所吸收的漢奸行為。

雷震給蔣介石等人的「獻議文」是在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提出已如上述，其實他在一月一日的日記已記下十項要點，而其全文內容豐富（收在『雷震全集』，第二十七冊』，茲僅介紹改國號的主張。

雷震提議改國號為「中華台灣民主國」，英文作The Democratic State of China-Taiwan。雷震分項說明何以國號用中華、台灣、民立國的字眼，茲因篇幅免於冗長,僅簡單介紹如下。

(一) 用「中華」兩字，英文用China，仍可以對得住中華的祖先，表示沒有放棄「法統」，也可以保持「自尊心」，「使大陸人在心理上獲得安慰，尤可使台灣人具有同是『中華子孫』的共同心理」。雷震的這樣敘述，與他的放棄「神話」的「法統」仍有矛盾之處，雖是基於安撫作用，但未脫離虛構的「中華民族」血緣論，是開放的國民主義所不取。（註2）

(二) 開於用「台灣」二字。「我們國號中用了『台灣』二字，是顧及現實環境。我們今天統治的土地，本來叫做『台灣』，今將『台灣』二字放在國號裡面，那就不是神話了。」由此看來，知道雷震顧及現實環境，力求名實相符，使用「台灣」二字擺脫「中國」或「中華」的「神話」，以平衡用「中華」字眼。

關於成立國家的條件，雷震表示在世界上幾萬人民即可成立一個國家，何況當時台灣已有一千四百萬人。在那年代，國民黨的政客昧著良心對人民洗腦，以為台灣太小不足以成為國家，而人民的國家運動中不知引用雷震的話，實在遺憾！

雷震又說：「我們今天有一千四百萬人民，我們以台灣地區成立一個國家，乃是天經地義、正大光明之事，除共匪照例叫囂之外，但不因此而不變法改制。可是這幾年來我們看到許多政客與敵人裏應外合，牽制內政外交的改革，也希望新政府看準這點，能夠積極闊步的前進，掌握時效。

雷震也考慮到使用「台灣」二字，「大陸人」的心態會不平衡，但呼籲放棄「優越感」與「台灣人團結在一起，甚至鼓勵互相通婚，「使彼此逐漸成為一家。」雷震還舉出加拿大魁北克（Quebec）的和平解決與巴基斯坦的流血慘劇作為借鑑；詳細內容，請看原著。雷震為「大陸人」落葉生根著想，對於消除人民之間的隔閡，以為「不僅要未雨綢繆，而且要趕快解決，不可拖延觀望，只有誤國殃民的。」誠然，國民黨的統治誤國殃民已有五十五年，而今日立法院阻礙改革，仍在持續中，其未來的歷史責任是歸立法部門抑行政部門，則有待他日之審判！最後雷震說：「把『台灣』二字放在國號之內，……俾台獨歸於消滅。」這是雷震的看法。

(三) 關於用「民主」二字雷震以為國號用「民主國」而不用「共和國」，一是「民主」兩字可以用來說明政體，同時也可以用來說明國體。其次，民主自由是反共的理論和武器，所以要標榜「民主」二字。第三，台灣在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五月二日出現「台灣民主國」，這是東方歷史上第一個民主國家，有繼承之意。其他尚舉兩個理由，但不重要，故不贅述。

以上是雷震用「中華台灣民主國」為國號的理由。

雷震確信改國號會獲得美、日等國的支持，一是從戰略地位來說，台灣是「不沉的航空母艦」，美國不會輕易放棄。若不變更國號，恐美、日與共匪建交而有所改變。若我們宣布，美、日兩國就有理由協防台灣援助台灣。雷震知道防衛是很難單獨行使的。

其次，美、日都希望台灣成為「真正民主自由的社會」。「『外交為內政的延長』，我們在改稱國號後，只要真正實行民主政治，修明內政，發展經濟，自然就容易推展外交，而扭轉國際的視聽，尤其是扭轉美國多年來對我國不利的輿論。」

雷震在論國號冠「中華」二字時重申：「我們今後如果真正實行民主政治，保障人權而又有言論自由，世界上的民主國家，不僅會承認我們而和我國建交，訂立友好條約，而且事實上會和我們日趨友善。」

以上雷震對台灣的戰略地位和自由民主與外交關係的分析，至今還是有效的。台灣這幾年總統直選、與新政府的提倡民主自由人權，獲得國際社會相當的肯定，總統與副總統分別獲得自由獎與和平獎，總統夫人、副總統、行政院長（張俊雄）與國防部長的分別出訪，証實了雷震所說的「外交為內政的延長」之有效性。唯新政府目前受泛藍色政黨的掣肘是否敢負起責任變更國號尚待觀察，唯雷震如何分析可以協助的國家之觀點，當做新政府的「問題意識」，無論如何是必要的。

雷震留意到國號變更應有的「程序」，這一點也是值得當前朝野的參考。在程序問題上，可以分為對內與對外加以處理。對外方面，一旦決心用改變國號以求確保台灣的權宜之計，事先應告訴美國、日本。「從美、日兩國目前的基本政策看來，我們有理由相信：美國和日本一定會支持我們這樣做，而且會協助我們因此而遭遇的若干困難。」雷震的這幾句話非常重要，至於目前仍然會帶來鄰國的若干困難，因此表示毅力決心、選擇哪些國家事先溝通，則憑當政者的智慧。以上是對外方面。

對內方面，雷震曾考慮如何推選代表參與變更國號的作業、以及「制憲會議」如何運作，皆提出具體辦法。但三十年後的今天，時移事遷，（如廢省等問題導至改變），其所提辦法多不能施行，但意識到問題的存在，改圖更張，是必要的。

雷震對蔣幫的「救亡圖存獻議」不但沒有任何效果，其個人反而受到特務的干擾，甚至追查該文多影印一份的下落。（據傅正說法，是其本人向雷震要了一份。）蔣介石父子是以不變應萬變的態度處理國家現實問題，不免使我們贊嘆他的「阿Q精神」。中國史家吳 在一九六二年十一月為中共中央高級黨校講授朱元璋時都要對蔣介石批評幾句：

「他（指朱元璋）訂了一些制度，寫成一本書叫『皇

明祖訓』。訂制度是可以的，可是有一點，他不許他

的後代改變。這個作法就有了問題，時代變了，情

況不同了，可是老辦法不許改變，用老辦法適應新

形勢。這樣，就影響到以後幾百年的發展，把後代

的手腳都捆住了。蔣介石有一句話，叫做『以不變

應萬變』。……（見「明朝歷史的基本情況」一文。」

原來蔣介石的「以不變應萬變」從中國大陸搬到台灣來，在中國大陸失掉一片江山，在台灣依然是誤國誤民，台灣的二千三百多萬人目前還持續的付出慘痛的代價──受到赤色王朝帝國侵、掠的威脅。

六、楊西崑提出「中華台灣共和國」，The Chinese Republic of Taiwan

1. 楊西崑與「台北五八六九」密電

最近王景弘著文報導一九七一年聯合國代表權的喪失前後，楊西崑為蔣介石作政治分析以及主張放棄中國大陸，並努力透過外交途徑，希望「變法改制」，改國號為「中華台灣共和國」，英文訂名為The Chinese Republic of Taiwan。

楊西崑在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被逐出聯合國時任外交部次長，以出席聯合國代表團身分與會，故對聯合國失敗之事知之甚詳。

楊西崑與當時美國駐台大使馬康衛談話，馬大使寫成報告「僅供國務卿（羅吉斯）及助理國務卿葛林過目」的密電，此即「台北五八六九」密電。發文時間是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三十日，兩者對談是在該日的「上週末」；離被逐出聯合國的時間約一個月後。有關台灣正名的內容介紹如下。（註3）

楊西崑對馬康術指出中華民國被逐出聯合國後，面臨的嚴峻形勢。

楊在一九七０年冬天便告訴蔣介石，不論是被逐出或「退出聯合國將是中華民國政府的政治自殺」，「除非立即採取重大變革，否則中共將利用在聯合國取得的優勢，急速壓縮中華民國政府，最後予以扼殺。」楊西崑是一個有良識、良心的外交官，但蔣介石的昏庸使台灣在外交上的困局長達三十年之久，至今仍未能脫困。以上是被逐出聯合國前楊對蔣的建言。

在聯合國受挫後，楊坦白的向蔣報告，「並對中華民國政府及台灣人民要生存所必需的改革『提出一般性的看法』。」（引自王景弘文。）

楊西崑告訴馬康術，他曾向蔣介石說：「最重要的是在不久的將來向全世界正式宣佈，在台灣的政府與在大陸的政府完全分離，各不相干（entirely separate and part）」，因此台灣的政府「與大陸無關」。

如能照楊西崑的想法，早已結束「國共關係」。李登輝時代在一九九一年四月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意在終止「國共內戰」體制，可是早在同年的三月發表「國家統一綱領」，實是互相矛盾。台灣在一九九六、二○○○年各黨派參加總統選舉，實已劃定主權、領土與人民的範圍，此三者本是構成國家的三大要素；尤其二○○○年的總統選舉，國民黨已經失掉政權，使國、共任何方式的關係都不能存在，新政府本來就不是「舶來貨」，充分代表台灣現有領土與主權範圍，自不容犯錯。

楊西崑主張向世界宣佈，採用新國號「中華台灣共和國」英文名稱The Chinese Republic of Taiwan，「並註明此『中華』並無政治意涵，只是因為台灣人民原為華裔而來的泛稱，猶如一些阿拉伯國家在正式國號仍帶『阿拉伯』一樣。」（引自王景弘文）按楊西崑主張「中華」非政治意涵是對的，唯以台灣人民原為華裔之說，乃是認為台灣人皆來自中國大陸，如此則不能涵蓋原住民在內，故應捨棄「中華」二字。

楊西崑知道政治改革需要配套措施，應依據憲法解散國會，設立新的單一臨時民意代表機構，考慮到「大陸人」與「台灣人」的分配比率，這一點似乎比雷震前進。

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公民投票的主張，以為應舉行「全島的公民投票，以決定台灣未來地位，及設置一個制憲機構。」楊以為七二年蔣介石總統任期屆滿後應該退位（此點與雷震的主張一樣），但仍居國民黨黨主席之位。

國際上有許多國家希望台灣以台灣的身分留在聯合國，雷震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八日的日記裡記載楊西崑傳出來的消息：

「在聯合國上月二十五日表決共黨入聯合國之前，

若干國家問周外交部長書楷，中國是代表大陸，還

是代表台灣，並說如代表台灣，他們願意支持，如

代表大陸，他們要承認中共。而周則答覆，當然代

表大陸，於是他們就不投我們的票了。周氏連請示

都不敢，這是楊西崑回來說的。」

從這一段話顯示蔣介石的專制獨裁與周書楷的失職，故有周在聯合國表決而不得不退出會場之受辱的情形發生。

此時日本也希望代表台灣，故雷震在日記裡接下一句話：「又日本人也希望我們不要代表神話的大陸。」這一段話從「台北五八六九」密電也得到証實，即楊西崑告訴馬康衛一項「機密」：一九七一年夏天，總統府秘書長張群訪問東京，日本首相佐藤榮作和岸信介請張群帶一極機密訊息給蔣介石：

「中華民國的唯一希望是採取分離路線，放棄對大陸的主張和需求。」

他們力促蔣介石採此路線，但筆者以為張群不曾支持這個想法(註4)。

楊西崑告訴馬康衛關於日本的態度，是否藉此要來說服美國支持台灣獨立，尚待研究。不過楊西崑希望美國出面游說蔣介石，如果沒有美國的說服力，蔣介石是不會採取行動。

楊西崑建議美國副總統安格紐出面、馬康衛大使配合，並動員蔣介石信得過的美國老朋友如周以德、雷德褔、諾蘭和魏德邁等人先向蔣介石關說。

楊西崑向美國建議並未成功。由王景弘的文章看來美國沒有積極運作，筆者以為這與季辛吉親中的外交有關。

楊西崑認為葉公超、蔣彥士態度開明，與他的想法接近，嚴家淦、張群、黃少谷（國安會秘書長）、張寶樹（國民黨秘書長）尚未拿定主意。宋美齡則堅持老調和「反攻大陸」口號，宋受孔祥熙之子孔令侃影響，但孔、宋兩家有風吹草動便跑到安全地方。

關於孔、宋，又可以與雷震的記載相映照。雷說宮廷之爭甚劇，即蔣經國與宋美齡之爭；蔣經國在上海能打老虎，「但對孔令侃，因宋美齡保鑣就不能動手，所以他的工作失敗了。」（註5）

獨裁政治下有蔣介石的昏庸、宋美齡如慈禧太后，中國式的政治要「變法改制」是困難的。

七、國際銀行主張「中華民國台灣」

1. 麥克慕拉建議「中華民國＋台灣」

國際銀行主張中華民國下面加上台灣二字，容易獲得借款。雷震在他的日記記載：

「繼訪徐復觀，他說俞國華在美國時，和國際銀行

麥克慕拉接洽。麥克對俞說，最好把中華民國下

面加上臺灣二字，我們可以絕對保証，借款亦易。」

「俞叫王蓬大使返國報告，王告訴嚴家淦，嚴不敢

和蔣中正說，要王直接報告，王以地位低微而不

敢報告。現在只有等待俞國華回來報告之。」

「可見國家大事無人敢講話，而我主張將國號改稱『中華臺灣民主國』是對的。」

由以上看來，蔣介石的獨裁而大官僚尸其位而不辦事，都是誤國害民。

但是國際銀行方面主張中華民國下面加上台灣究竟是什麼意思？應該指的是中華民國的領土只在台灣及其附屬島嶼而不及中國大陸，因此與雷震的「中華台灣民主國」的領域相同，並且主權只限台灣，故雷震說自己是對的。又在如此情況下即時能夠獲得國際銀行的承認。

然而我們回想李登輝的主張，李登輝首先主張中華民國是主權國家，竟受到其國民黨的同志的批鬥，認為他是「獨台」，但反過來想想，批鬥他的人已經認為中華民國不是主權國家，可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省，也可能是附庸國。

李登輝在他的『台灣的主張』一書表示他在推動政治改革時，曾經提出「中華民國在台灣」，「將台灣的統治權限定在台灣、澎湖、金門和馬祖，暗示不及中國大陸。」（見該書第六三頁）『台灣的主張』是在一九九九年五月出版，但在翌年七月三十日出版的『亞洲的智略』指出因為是台灣化而稱作「中華民國在台灣」。（見日文版第四二頁）約在這之前，李登輝已被認為台獨。

去年李登輝對筆者說，他將「中華民國在台灣」改成「中華民國台灣」；由此看來，此即與國際銀行關係人所說的吻合，但已晚了二十七、八年。李登輝在二○○○年進而主張「台灣中華民國」。

李登輝在日文版的『亞洲的智略』表示：將「中華民國在台灣」與「台灣中華民國」合起來，非常的好（參考第四二頁）。他的意思應是甲等於乙，乙亦等於甲，兩者合為一物；如此解釋或較洽當。

李登輝的理由是民主化、台灣化及幾次憲法改革後，中華民國已非一九一二年成立的中華民國，原來的外來政權也因一九九一年憲法的修正，改變了內政的組織型態。此即李登輝認為的「新的共和」（New Republic），也就是「第二共和」。

總之，雷震在一九七二年二月十四日日記裡記載的國際銀行關係者所主張的「中華民國台灣」要遲至二十七、八年才出現；但這樣的主張若在當時修憲或制憲，台灣或許早已擺脫中共的糾纏。但在二○○二年的今天，事實上已修過的憲法仍未擺脫中國的架構。但李登輝形容自己的國家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是國與國的關係，至少是特殊的國與國關係」；此是一九九九年七月九日接受德國公共電視台「德國之聲」專訪時所作的答覆。其實中華民國的名號早已被聯合國拒絕，不可能藉此名號再進聯合國，台灣應捨棄自稱「中國」的神話，叫出自己的名字。

八、 一九八一年西班牙要承認台灣共和國Republic of Taiwan

1. 西班牙要求建立國與國的關係被拒絕

一九七一年十月國民黨政府的代表被趕出聯合國，翌年對日斷交，接著在七三年三月與西班牙斷交；退出聯合國的壞效應一一出現。

但是一九八一年七月，西班牙政府由經濟部長出面邀請商討兩國經貿關係，汪彝定與蕭萬長赴會，汪彝定的回憶錄記載此事（註6），茲據汪的記載簡介如下。

西班牙事先表示願意訂兩國政府間協定，談判開始後先談實質問題，互相給予最惠國待遇，能簽立政府間協定政治性意義大於經濟上的重要性。事談妥後，進入國名討論，外交部指示四個名稱：

這四個名稱立即呈報外交部，但回電是全部不能接受，「最後政府間協定當然無法簽定，雙方僅簽了一個備忘錄。西班牙稱我們為Visiting delegation，迴避了國名」，這是汪彝定的敘述。由此看來，國民黨政府的代表變成沒有國名的代表團，這是蔣家外交部的傑作。

西班牙所提的第三、第四項當時不能接受，但在幾年後的一九八九年五月財政部長郭婉容率團前往北京參加亞銀年會，北京政權定代表團的名號為「中國，台北」（Taipei, China），郭婉容提出抗議；但一九九七年自己改名為Taipei China，即「在台北的中國」之意。

汪彝定在同年（一九九一）十月出版的回憶錄裡曾說，以今日的標準來看，西班牙當初所提的第三、第四項應該在可以考慮的範圍之內。但在二十年後的今天，最大的失敗在不能使用台灣共和國，形成「一台一中」而脫離內政體制，甚至是內戰體制。

台灣使用台灣共和國等國名，當時中國是同意的，汪彝定寫道：

「在談判中，西班牙方面也暗示到他們所提出的四

個國名，曾與中共商量，但我們在馬德里期間內，

中共對我們毫無騷擾。在中國飯館吃飯時，也曾遇

見中共人員，他們當然知道我是什麼人，我們也知

道他們是中共人員，彼此只對看了一眼。」

這一段描述中共人員在西班牙對代表團的態度，但是更重要的，可以看出中國是採一台一中政策，如此對雙邊都是好的；對台灣來說，是名實相符，不去和人爭虛有的「法統」；對中國來說，沒有人與之爭「法統」，尤其在其內部有動亂時，不受外力的威脅。但今天的局勢完全不一樣，在蔣家統治時代自己在各方面已經退縮到「附庸」的地位，被中國「內政化」中國認為堅持「一中」下去，遲早是囊中物。

再說汪彝定感嘆務實外交的態度太遲，西班牙在一九七三年三月與中國建交，甚至承認台灣為中國的一省，不似加拿大對此問題僅表示take note的態度，但有此機會訂定官方協定，甚至正名機會，竟然白白看它溜走。試問：這是誰的責任？

九、結論：體制內改革的瓶頸

以上所論，自一九七一年年初開始到八十年代初有關體制內的人看到國家面臨危機時所提的「變法改制」論，其中還包括西班牙要與台灣建立國與國之間的協定，提出台灣共和國的國號。但所論者，如剛才所說是體制內人的提議，沒有執行便告終結，當時體制外的在野運動以台灣人為主者，不在本篇討論之內。

筆者所討論者以國家定位為主，其他改革案因考慮篇幅冗長只附帶一提而已。但所據資料有限，如果五十年來的檔案解密，以上或所做的推論部分即能見真章。

我引用許多雷震日記，雷震受迫害以及在蔣家特務監控之下還提出「救亡圖存獻議」不能不令人欽佩。傅正教授當時也助雷先生一臂之力，不僅與雷震計劃組黨，後來還參與民主進步黨的建黨，他的早逝，令人惋惜。

徐復觀教授是我的老師，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三年我在日本進修，他被東海大學解聘，移居香港，終於有機會書信往來討論學術與時局，從雷震的日記可以看出在那期間，他常來往於台、港之間。在日記裡看出他主張公民投票決定台灣前途，是一可敬的人物，非今日豬仔議員可以相比。

在那苦惱的時代，當時的人如何看問題、如何對應問題，他們的勇氣可嘉，今天民主政治有了某種程度的成就，不能不感念先賢。我所以多引用雷的日記，認為這些事在現在的學校課堂裡是讀不到的，倒是希望藉此機會拋磚引玉，提醒年輕人多關心國家前途，多參與認知的工作，現在眼看許多男男女女只知吃搖頭丸而啊的，很是難過。從外來政權掙脫出來還站不穩的時候，難道又要投入共產中國的殖民地統治？

雷震呼籲大陸人與台灣人共同創造國家，楊西崑的改革計劃看來也是一樣，但今日漢奸何其多也，為敵人宣傳，還跑到敵國受洗腦的教育，不知有今日的民主、自由與人權，是許多人犧牲來的；如果說，我們的幸福是建立在過去的痛苦上面，也不會是言過其實！

蔣家父子統治台灣前後四十四年，一旦外交失利總是將責任推諉給別人，有時反美、有時反日，從雷震日記所看到雷震、徐復觀、成舍我、齊世英、宋文明、傅正等人都沒有這個現象，他們瞭解涉外事務。但今天在台灣，有些人不去多認識國際社會，動輒搞反日、反美以配合北京的統戰政策；我們應該多警惕，而且應多瞭解自己周圍的環境。

蔣介石的集團，每遇國家危機時不見提出方策而是「處變不驚」，但其來源已久，上文曾引歷史家吳 在一九六二年說過的話，意在提醒大家，要瞭解一個統治集團，應該多瞭解中國事務，這是生長在台灣的人較貧弱的地方，因為台灣社會已進入「近代社會」，故對「中國功夫」缺少瞭解；也因為這樣，對中國共產黨的看法「太天真了」！希望大家多費心思研究才好！

從本篇可以看出主張「變法改制」的人大都是知道國際外交事務的人，也就是處在專制統治下封閉社會的人能設法打開窗子看外面的人，但保守而抱殘守缺的人，很多又是利益薰心、善於內鬥的人；今天台灣的政界、學術界、教育界在為中國共產黨宣傳的人，哪一個不知道中國大陸的老百姓受專制獨裁的剝削？

雷震以及許多體制內的人主張改革，都怕被貼上「台獨」的標籤；過去如此，今天也不例外。政黨輪替後，在野黨的國民黨、親民黨與新黨阻礙國家定位，也不僅如此，凡是被貼上獨派的人，連新政府的一些機構，甚至地方政府以及各大學，都要敬而遠之；難道他們不做國家的主人，還要掛一個「中國」、「中華」的名號成為共產中國的奴隸？甘願再受外來政權的殖民地統治？泛藍黨員這個時候應該省思，面臨應該抉擇的時候。台灣政黨重組的時機已經成熟，應該選擇去留。

公民投票問題。徐復觀、楊西崑等人都主張公民投票，但是現在的立法院卻反對公民投票，有的甚至認為次等級的事務纔可以公投。公民投票是民主政治的實現，尤其是在二十世紀末，世界上各國的國家定位問題都靠公投。這一代人比不上上一代人，徐復觀是在二十世紀的七十年代初提出，楊西崑也是一樣，但是現在的立法委員哪一位不是靠台灣米養活的？他們沒有把台灣人民放在眼裡；顯然，這是體制內改革的瓶頸。在半調子民主政治、及殖民地意識還殘餘的情況下，所顯出來的反人民現象。

註　釋

1. 雷震的獻議文，親自帶到影印店，印六份，與原稿合計為七份。雷送給五個人外，特務追究甚緊，見電震一九七二年一月一日之日記，傅正的註釋。（傅正主編『雷震全集』第四五冊，第一四一頁。凡引雷震日記之頁數，皆據第四五冊之頁數。）

情治單位找麻煩，又見一九七二年一月九日之記載，第一四四頁。

文送總統府後，監委酆景福對改國號之主張找麻煩，見二月三日的日記與傅正的註釋，第一五四頁。雷另有一文「給國民黨統戰者監察委員酆景福的答覆」，載『雷震全集』第廿七冊，第一二四至一三二頁。

2. 開放的國民主義不強調血緣關係，適合台灣建立命運共同體，參考Hans Kohn著Notionalism，刊載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 1968.

3. 王景弘的「五八六九解密，楊西崑曾主張台獨──與馬康衛談話內容曝光，楊曾建言中華民國改名『中華台灣共和國』一文，以「華府評論」刊載二００二年三月十八日的『台灣日報』。筆者尚未獲得「直接史料」，關於下文敘述「台北五八六九」密電，是依據王文。

4. 筆者在上文論雷震等人的主張時曾經提到張群，據七一年九月五日雷的日記之記載，張群是見過佐藤榮作，但張群與佐藤對話時似乎裝傻，使齊世英懷疑張群的日語不好。同年十一月廿七日雷的日記記載辜振甫到日本會晤外相福田赳夫，福田表示台灣只有獨立，此事張群不敢轉達蔣介石；詳看上文之引文。

5. 見雷震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八日的日記。

6. 參考汪彝定著『走過關鍵年代：汪彝定回憶錄，商周文化發行，一九九一年十月十四日出版。依照該書的「汪彝定大事記」記載，汪在一九七六年專任經濟部政務次長，參加中美斷交談判；一九八一年任臺糖公司董事長。八十一年七月出使西班牙時，可能還在政務次長任內，待考。